《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路径成因分析》

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路径成因分析

基础教育中谁是真正的最终的委托人。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决定了不同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政策作为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正式文本式制度，充分体现着政府和人民中存在的社会意识这一非正式制度。而制度或者政策是交易活动中所形成的规则。这一规则主要用来消除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对委托代理关系进行治理。在这其中，委托人起了规定交易活动的质量目标的作用。因为委托人的变更决定了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的路径成因，委托人的变更使得政策变迁的主体发生变化，导致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呈现出由纯强制性政策变迁向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再向半诱致性政策变迁的路径特征。委托人参与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制定，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将以诱致性变迁为主导。

一、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纯强制性变迁路径成因

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当以政府为本位，以政府为委托人时，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规则，即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制度或政策，就往往是以政府作为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主体。在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中，当政府作为委托人来规定基础教育的质量目标时，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往往是随着政府意志的变迁而变迁的。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往往表现为纯强制性政策变迁和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变迁较为迅速、频繁和反复，政策变迁较少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是供给方主导的政策变迁，政策变迁供给往往过剩。我国“文革”前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就表现出这种特征。政府用极短的时间，建国仅仅一二年，就改变了旧有基础教育质量政策，高考改为全国统考；培养目标改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这些政策快速而充分体现了政府快速增强国力、加强集权和巩固政权等意愿和意志。但这些政策难以巩固和稳定，一是民众没有这种政策的需求。高校人学考试、招生录取政策，中小学的教材政策、课程政策和教学管理等基础教育的质量政策，由集中到分散再到集中的反复，强制性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出现供给过剩的局面。二是随着政府意志由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变化到改变旧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上，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文革的开门教学、重思想政治和轻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取消了全国统一考试和录取的政策，采取政治审查，推荐入学的政策，忽视科学文化知识考察，大大削减了科学文化知识课程。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在文革前出现了较大的变迁和反复。文革前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基本上是一种纯强制性政策变迁的动因，政策变迁完全出于政府的意愿，并没有得到非政府主体的诉求、赞同和支持，其政策变迁的第一、第二行动主体都是政府，因而表现出了纯强制性政策变迁的所有特征。

在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中，当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作为委托人来规定基础教育的质量目标时，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往往是随着受教育者意愿的变迁而变迁的。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往往表现为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和半诱致性政策变迁，变迁较少、较为缓慢，政策变迁较多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是需求方主导的政策变迁，政策变迁供给往往不足。我国“文革”后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就表现出这种特征。

二、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半强制性变迁路径成因

改革开放以后，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当中，当逐步以政府为本位，以政府为委托人，转变为以受教育者为本位，以受教育者为委托人时，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规则，即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制度或政策，就逐步由以政府作为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主体，变化为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或受教育者共同作为变迁主体，并逐步向以受教育者为主的情况转变。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由纯强制性政策变迁逐步变化到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和半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由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第一及第二行动主体逐步变化为第一行动主体再变化为第二行动主体，而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则由不参与变化到第二行动主体，再变化为第一行动主体。

改革开放初期，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迁还保留着强制性政策变迁的痕迹。但这时的强制性政策变迁以半强制性政策变迁为主。第一行动主体是政府，但第二行动主体却主要是非政府主体的民众。政府用极短的时间，仅仅一二年，就改变了“文革”时期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高考改为全国统考。招生政策改为统一录取。基础教育的教材政策和课程政策的统一集权政策等，这些政策都快速而充分体现了政府加速经济发展、增强国力等意愿和意志。同时，渴望有一个阔别已久的求知求学的机会也是广大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的需要。因为他们积极地充当了第二行动主体。为了表示在总体上赞同、支持和积极利用这些政策，受教育者等非政府的第二行动集团，对当时的基础教育政策给予了热情，因而，这些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得到了迅速的巩固。但由于此时，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仍然没有处在委托人的地位，他们的意愿没有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不能规定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目标，他们只能被动地利用和适应由政府这第一行动主体发起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迁，政府的意愿与受教育者的意愿只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即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良好的公平的求知求学受基础教育的机会，但国家的意愿只是提供一个对国家有利的基本的基础教育机会，由此来制定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如重点校政策、统一高考招生政策等。为了应对这些政策，非政府主体在实际中，运用大量行动策略，应试基础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加重学生学业负担等做法大量出现。使得这些政策运行的成本和代价仍然居高不下，所以，政府又不得不频频出台一系列抑制这些问题的政策。半强制性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也存在着供给过剩或供需不平衡的情况。

以诱致性变迁作为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因，可以使得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更加能够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更能符合基础教育教学活动的实际需要，更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个人的不同的多元化的实际需要。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内涵必将显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高考招生录取政策将出现多元化的趋势。统一时间、统一命题、统一录取的政策必将为各校自定时间，自定考试方式、内容、题目的自主考试、自主招生、自主录取的政策所取代。这样，考试的时间、地点可以错开，学生可在一年内参加多个学校组织的在不同时间的多个考试，彻底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方式，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应试基础教育的弊端。

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会朝着更加综合、全面的方向发展，以使得受教育者能为将来的生存和学习打下更宽广、更具适应性的基础。而较为专业性和学科性的知识，将放在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课程当中，并在高中阶段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基础教育，使得学生能及早开发自身的爱好、特长，得到更加个性化的发展。课程政策变革将朝着多元化和分权的方向发展。由现在以国家课程为主的政策变革到以地方、学校课程为主的政策。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使课程更能适应当地学生的不同的实际需要。课程教材的编写、选用交给学校，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审查工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工农差异较大的国家，各种情况的受教育者的需要很不相同，以学校或校本课程为主的课程政策，是使得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中的课程政策能走上以诱致性变迁为主要动因的变迁路径的保证。农村的学校，更应注重农业基础知识的传授，使其学生毕业之后就能尽快较好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活动，或具有进一步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能力。各经济技术欠发达的地区应当开设一些与当地特有的资源有关的课程，使其学生毕业之后能尽快地较好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从事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