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浅谈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由于人们对于经济效益的热衷和对金钱的崇拜，世界范围内自然生态平衡逐渐被打破，以破坏环境来换取表面上的经济增长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我国的环境形势不容乐观。研究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对于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调查研究，目前我国存在的生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我国土地广袤、幅原辽阔，国土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但是可耕地资源十分有限。当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778平方米，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三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实施《土地管理法》之后，耕地减少速度趋缓，但仍为减少趋势。

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建筑占地最为严重，包括住房、工厂等的修建。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荒村或者是“村中荒”现象。荒村现象大多是由于整村迁移导致的。“村中荒”则是由于宅基地外要导致的，村子面积不断扩大，但村中间的老宅或倒塌、或用来放置废弃物品。这些都体现了农村建设规划的不科学、不合理。其次是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占地。例如青藏铁路的修建，不可避免的占用了部分耕地资源。

二、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

我国目前有沙漠化土地约7.1×105km2，占国土面积的7.4％；戈壁面积5.7×105km2，占国土面积的5.9％。更为严重的是，我国沙漠化土地每年正以2.1×103km2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减少两个香港的土地。政府虽然实施了相关政策，如退耕还林，但效果微乎其微。

土地沙漠化现象在我国西北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地区原本就处于干旱和半干旱的脆弱生态环境之下，由于缺水，动植物多样性不像其他地区那么丰富。再加上人类的过度开发，如伐木毁林，破坏了生态平衡，从而导致土地肥力下降、质量退化，最终变成沙漠。可以说我国土地沙漠化主要是由于过度的人类活动引起的。

三、森林资源缺乏且急剧减少

经统计，在世界160个国家或地区中，我国森林覆盖率位居第120位，人均占有林地面积位居第128位。可见，我国森林资源极度缺乏，是世界森林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森林资源的缺乏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同时也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森林资源缺乏、林地面积急剧减少是由于人类过度的伐木开垦、毁林造田，以及火灾、病虫害等原因引起的。森林面积的减少同时也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灾害。

四、水土流失日益加重

水土流失是我国土地资源遭到破坏的最常见的地质灾害，以黄土高原地区最为严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约为50亿吨，属于世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国家之一。

造成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有两个方面，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从自然方面来看，主要有多山，土质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易冲刷；降水集中，多暴雨，冲刷力强；植被稀少，对地面的保护性差，易造成水土流失。从人为方面来看，主要有乱砍滥伐，植被破坏严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开矿及其他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

五、淡水资源严重缺乏

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奇缺的国家。虽然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国拥有十三亿人口，若按人均计，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我国淡水资源奇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总体而言，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夏秋多春冬少，这导致有些地区水灾频发，有些地区又极度干旱。二是人为因素，我国国民惜水、节水意识薄弱，节水措施不到位，这导致水资源浪费现象随处可见。

六、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大量物种面临灭绝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成骤减趋势，且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同时也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我国生物多样性骤减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物种生存环境的改变与破坏，人类掠夺式的开发与利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的入侵或不合理的引种等，此外人类非法收集、采挖、走私等行为也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七、各种污染严重

在我国，各种污染日趋严重，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光污染、噪音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等。其中，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尤为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重心，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大肆发展第二产业，人们长期只片面的注重经济效益而置社会整体效益于不顾，先污染后治理曾是我们一度采用的发展策略。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不仅带来的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同时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不止于此，而以上所提到的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如何防治这些生态环境问题，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践证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此外，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缺点，因此，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我们还要积极主动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明确其基本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重在贯彻与落实，我们要在其指导下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真正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不断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们要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指导下，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还有利于我们防污治污能力的提高，我们可以把科技成果运用到生态环境保护上来，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国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我国国民环保意识薄弱是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应当在这一方面多做工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增强国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政府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等渠道，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还可以通过完善法制、加强监管等方式来督促人们的行为。个人则需要将思想意识落实到行为活动，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保护环境，爱护自然。

四、制定科学合理的方针政策，将生态环保工作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我们一部分领导人已经看到了我国面临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计划，如倡导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填海造陆、海水淡化，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但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我个人认为政府应将这些政策方针进一步科学化、具体化，形成硬性要求，针对各地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任务分配，并按时进行成果验收，未完成任务指标的地区政府，应给与适当的惩罚。

等等。

总而言之，实现防污治污，环境保护的方法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认识到生态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做到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第二篇：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

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

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

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来生活的焦虑等等不良心态。归根结底，则是这些人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和律省、对未来生活没有明晰的理想和目标、意志力不坚定等等。

第三篇：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存在问题及其主要原因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存在问题及其主要原因

近几年来，我国积极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探索与创新，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由于理论的不成熟以及在实践探索中的不深入，加之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各级政府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仍步履维艰。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水平，建立生态低碳循环的绿色产业体系。为此，需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强化需求导向和供给侧改革力度，鼓励企业改进更新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持续降低工业增加值的单位能耗，减少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行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出台培育节能环保产业的优惠政策措施。鼓励发展生态有机农业，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高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大力发展现代旅游和信息产业，全面提升旅游景区品质，促进自然与人文、生态与产业融合对接。打造全国知名的电子商务平台，全面推行“互联网+”，实现互联网与现代产业融合发展。

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加强资源集约节约和高效利用。加大对各地市和直管县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的双控行动的落实督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大气污染、水污染治理的约束性指标管理。加快制订河南省绿色建筑指标体系，提高建筑节能标准。鼓励城市新区建设绿色生态城区，加快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推广使用高性能、低材耗、利废型、可再生和可循环利用的绿色建筑材料。地级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提高柴电混合、气电混合等节能环保汽车的公交比例，提高公交覆盖率与分担率，发展快速公交、轨道交通和新能源交通等运输装备。加强雨洪资源的收集利用，加快推进城市新区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完善生态城市建设和考核指标体系。

加强环境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尽快完成《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和《河南省耕地质量保护条例》立法的调研制定工作，制定《河南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河南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执行国家、省里和有关职能部门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环保部重污染天气预警和水污染“黄牌”、“红牌”处罚措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产经营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对未完成大气和水污染工作目标任务的，进行通报批评，继续公开约谈省辖市和省直管县（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问题严重的实施涉气项目和新增水污染项目限批，并依法问责追责相关责任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