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雪珥

【按语】

雪珥近期回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与朋友们共同探讨晚清改革。根据报刊媒体的要求，以商务印书馆北京涵芬楼书店的演讲为主，结合在北京电台和广东电台的访谈，根据录音，在尽量保留演讲原貌的基础上，进行文字整理，并做了适当修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演说毕竟不同写作，语言的“自由化”、“口语化”或许更为严重，请大家见谅。

此前在网络上流行的另一个版本《被误读的晚清改革》，未经我本人审阅校订，且亦被整理者多处删节修改，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特此声明，不敢掠美，亦不负文责。本文已发表在5月24日《中国经营报》上，发表时报社已获授权做了部分删节。

1、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满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之所以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黑道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国家就毁了，这与革命党是决然没有关系的。事发时，孙中山还在国外洗盘子，他在吃面的时候才偶然看到这则新闻的。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黑道一闹事儿，一个国家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满清王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掏空了。不用玉树那样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我们传统的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当地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丧失了。

2、保路的真相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非常的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发生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在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地举起的，是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混，最好能把火点起来。然后，中央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3、权力下放刹不住车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动乱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王朝整个的基业。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除了权利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市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咨议局，就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咨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出现矛盾。而当时中央政府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场上混到总督巡抚，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就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要政策。广东想在香洲搞个特区，就给中央打报告，要求特殊政策，比如税收全免，比如公开搞黄赌毒。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4、政治帮会化、痞子化

晚清的改革究竟是否保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9年汪精卫刺杀载沣。当时大清国推行法制化，刚修订了《大清刑法》，这种“恐怖行为”依法就是死刑。当时的民政部兼管公安的职能，部长善耆很开明，他就劝载沣，说你别杀汪精卫了。最后汪精卫免了一死，还在牢里享受了优待，不打不骂不刑讯，还给报纸看。

若干年后，汪精卫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有知识分子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权，汪精卫说，不行，我们的政权是国民党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脑袋换来，你得拿鲜血来换。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脑袋当年是谁留下来的。

大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没有了，政治帮会化。同盟会是什么，就是帮会呀，这也是我们以前老嘲讽的资产阶级革命依靠对象有问题。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康有为，也是帮会啊，在海外彻底帮会化了。中国从此进入漫长的帮会政治和痞子运动。什么叫痞子运动，就是其实毫无信仰，却拿信仰做工具，做武器，忽悠人，不择手段，去实现某些人、或某个团体的私利。

地方已经离心，中央已经失控，几个帮会分子一场哗变，就造成了整个国家土崩瓦解。这种“革命”也是很中国特色的。但是，国家没有发生内战，因为还有一个“强人”——袁世凯。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开放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踩在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去，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的折腾，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我们时髦宪政就拼命喊宪政，又时髦共和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做坐导者的位置，我做了是不是比他做的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谁坐金銮殿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但前提是，不能总想着我来当老大，而且要把前老大给灭了。以革命的思维推行理想，在推翻上一个狼人的同时，它的基因就会潜入你的身体，你就成了下一个狼人。

中国有种受害者万能的情结，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受害放大，同时将自己对他人的加害缩小。文革结束后，似乎只有巴金一个人在说：我要忏悔。其他人都推说是受了万恶的xxx的蒙蔽、裹挟等，似乎自己还是天使。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继续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