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问题分析

文章标题:当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问题分析

现在,土地问题非常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几年集中爆发出来的土地问题,从表象来看,主要是地方政府行为问题,现在媒体也常说土地违法主要是地方政府违法。但是,深入探讨,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财政体制问题

土地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财政问题,金融问题。1993年、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放权以后,中央财政集中度越来越低,在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一度只占不到10%,非常困难。1993年以后,实行分税制改革,划分了国税、地税,逐步扭转了这一局面。到1999年、2000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入格局变为“五三二”,就是在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占了50%,省市级财政占30%,县乡级财政占20%。有人曾概括这样的财政收入格局为:中央过的是美日子,省市过的是甜日子,县里过的是苦日子,乡村没法过日子。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的67%,但是财力只占20%,所以县乡级财政普遍负债累累。而县乡是直接面向农村的,因而有人指出,财政分配不合理,是“三农”问题的根源。其实,土地问题的根源也是如此。财政收入分配格局改变了,但事权没有改变,还不断地给下边出题目,提出加快城镇化步伐,提出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提出西部大开发,提出振兴东北,提出中部崛起,等等。形成了你追我赶之势,大家都要加快发展。钱从哪里来。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产业税、工业税等大头都归中央,据有关资料,近年中央财政的集中度已达60%。地方怎么办。谁当这个家,都得想办法。

留给地方的税收,包括建筑税、房地产业税等。地方政府慢慢意识到,只要大兴土木,不仅能够显示政绩,而且能够财源滚滚,何乐而不为。1999年、2000年以后,全国掀起建设热和房地产热,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财政体制的动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等人在浙江的调查,在发达的市县,如绍兴、金华、义乌等地,这几年的房地产税,建筑税,占到地方税收的37%;1999年到2003年,增长幅度为50%到100%。这是跟土地有关的一个方面。除了税收,还有非税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据刘守英等的调查,浙江比较发达的市县,土地出让金年收入在10亿元到20亿元之间,成为预算外收入的大头,占60%到70%,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还有与土地直接、间接有关的各种收费,有的是土地部门直接收的,有的是财政部门收的,有的是其他部门收的,反正你占着这块地就搭上一个费,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浙江有一个县的这类收费,一年就是2亿多元。面对这样的利益,地方政府能无动于衷。这就是财税体制的外在压力,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产生扩张用地的内在动力。

二、金融体制问题

据刘守英等的浙江调查,在一些发达的市县,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上百亿元,甚至数百亿元。这些投资里面,属于财政预算内资金的,只占不到10%,土地出让金占20%-30%,另外的60%,甚至70%的资金从哪里来。靠银行贷款。各级土地储备中心,还有政府成立的一些公司,开发区的管委会,拿土地作抵押,到银行贷款。以储备的土地作抵押,严格地说没有法律依据,这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政府信用。从银行的角度看,有政府信用作担保的,自然是优良贷款。

政府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靠银行。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主要靠银行。据刘守英等在浙江、陕西、广东等地的调查,各类房地产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大体上占20%,其余80%靠贷款。在20%的自有资金里面,还包括购房户的预付款、定金等。而个人购房的资金中70%也是银行贷款。从1999年到2004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40倍,平均每年增长幅度是100%。同期,个人贷款年均增长幅度是200%。同一时期,绍兴地区个人房贷增长77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1.7倍,房贷增长远远超出人均收入的增长,这里面隐藏着房贷的风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年房价是银行抬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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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要综合改革

从表面上看,地方政府行为不理性,违法用地,但从深层次分析,地方政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方政府5年一个任期,谁上任都想办点实事,出点政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怎么办。自然要走这条路,征到土地可以卖钱,可以招商,还可以到银行贷款,归根结底是要占土地。所以,土地问题,不是单纯的土地管理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今后中国的改革,单兵难以推进,需要综合改革。研究土地问题,要拓宽视野,要综合考虑,要关注财政,关注金融,关注投资。2003年之后,新的中央领导已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只能慢慢来。财政转型已看出些眉目,金融、税制尚在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则是遥遥无期,这种情况下,中央眼前可倚重的惟有严管土地,有点偏师借重的意思。目前出台的土地措施,多属行政手段,是治标而非治本的急就章。但这样万马奔腾,一夫当关,能不能挡得住。恐怕难。偏师毕竟不是主力,如果作为主力的财税、金融不能与土地协调动作,甚至是反向调节,靠土地一家肯定是挡不住。眼前的事没法子,但长远研究,应将土地与财税、金融统筹考虑。即使从土地改革的角度看,凡改革都是有成本的,土地管理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成本,就是财政的支持和金融的协调动作。否则改革措施再好,也无法出台,出了台也落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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