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 [法治是如何成为信仰的]》

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 [法治是如何成为信仰的]

法治是如何成为信仰的。

作者：朱景文来源：中国法理网发表于2013年5月20日阅读4601人次编辑：法理

任何信仰都需要有基础，否则信仰就建立在沙滩之上，法治信仰也是如此。法治信仰不是迷信，不是要建立法律拜物教，它建立在法治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的基础上。如果法治状况很好，有符合实际的立法、严格的执法、公正的司法，无论人民还是政府都认真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把法律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自然法治信仰就会确立。反之法治状况不好，有法不依，法律只不过停留在纸面上，或者法律的执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对违法有的处理，有的不处理，有时处理，有时不处理，睁只眼，闭只眼，人们很难形成法治信仰。法治信仰不是凭空建立的，它需要一定的物质保证，也需要一个过程。

一、规则之治

从形式意义上，法治指的是规则之治，法治信仰实际就是对规则的信赖，讲规则、按规则办事。一切规则都起源于人们的个别行为，只是在这些个别行为反复出现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规则。当个别行为出现的时候，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个别处理，而是按照已经形成的规则办事。这样做，可以避免个别处理容易出现的任意性和偶然性，从而使解决这类问题可预期。因此，规则之治是人类调整社会关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对规则的信赖实际表明对以往经验所形成的认识的尊重。法律的产生也是这样，我们所熟知的法律起源的原理是，在人类发展的很早阶段，产生了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种统一的规则固定下来，这种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然后就成为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出现了国家。由于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因此对规则的尊重也意味着对国家权威的尊重。在世界各个民族法律产生的过程中，几乎无例外，最早出现的都是习惯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是制定法，还是判例法都是这样。这些习惯法世代相传，恒久不变。凡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都会有相同的处理。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大体都是如此，这种状态延续了几千年。中国古代社会所形成的“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以习惯为基础的规则之治的写照。

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规则之治则具有特殊的意义。“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产力，无论是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运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并不是来源于“日升而起，日落而归”的习惯、固有的规则，而是来源于人类的创造，它们经过反复的试错，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或起源于实验室，可复制，可重复，可传播，因此只要按照固有的规

则程序，就能在实际中得到大范围的推广。正因为如此，体现这种可预期的法律在现代社会就显得十分重要，人们必须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则行事，而不是按照习俗，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创造出比以往所有社会的全部生产力大得多的成就。

可预期是习惯和法律共有的属性，但是习惯的可预期来源于人们长期面对面的互动所形成的共识，相互熟悉，习以为常，而现代社会法律的可预期则来源于工具理性。有时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法律甚至可能和地方习惯、和人们的常识完全不同，按习惯行事甚至会违背法律。这就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根基。没有规则或者有规则但不尊重规则，规则没有权威，建立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前中国社会形成法治信仰，建立“规则之治”，有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个阻力来自个人特别是当权者的任意，迷信于个人的判断力和权力，即我们平常说的“人治”，从来都是一言堂，没有规则意识，更谈不上民主意识。这成为当权者无视法治的主要表现。另一个阻力则来自习惯，长期养成的生活方式，当遇到工业化、城市化的环境，不适应，依然按照过去的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我行我素，这是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无视法治的一个主要表现。这两方面的阻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甚至经常听到相互指责：对领导者来讲，法治是用来治民的，自己却可以不按法律办；对公众来讲，法治是用来治吏的，领导都不按法律行事，为什么要求我守法。法不责众。但它们又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对规则之治的这两种阻力，无论是人治还是习惯都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人治”来源于强人政治，产生于对紧急状态、复杂局面的掌控，特别是在战争年代，需要权力集中，如果权力分散、事事走程序，讲民主，会贻误战机，丧失主动。但是在和平时期，在正常状态下，如果仍然不讲民主法治，不尊重规则，把处理紧急状态所使用的集权的方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则会使正常的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安全感都受到威胁。而习惯来源于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人们做出某种行为出于经验的积累，是自发的、无意识的，甚至根本不通过大脑。但是任何习惯都有它产生的环境，习惯只不过是这种环境的内生物，是其中的内在规则，在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其他人由于相互熟悉的缘故，会有预期，相安无事，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但是一旦改变了环境，特别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随着人口的密集，面对复杂的城市管理、经济管理，固有的习惯已经失去了内在规则的地位，再按照自己的习惯，无视规则之治，整个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之中。当然，即使在现代社会，习惯也没有失去内在规则的属性，法律不能只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必须有公众习惯的基础，只不过应使公众遵守法律成为一种新的习惯，新的常识。

应该指出，法治确实和不同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确实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国家的法治状况。但是不可否认，法治中也确实包含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共通的成分。就规则之治而言，是否遵重规则，是否按规则办事，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在同一个国家，规则之治的差别在城市和农村，在发达

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不同的群体中都能体现出来。从一个大城市出发，驾车到中小城市，再到县城，乡镇，在遵守交通规则方面的差别相信每一个有着实际驾车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在小城镇，人们经常发现红绿灯的设置如同虚设，但是由于车辆稀疏，即使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出不了什么大事。而在大城市，不遵守交通规则带来交通事故的几率会大得多。可见，规则之治对于现代社会、对于城市化的迫切性。

二、良法之治

在实质意义上，法治指的是良法之治。对法治的信仰以良法为基础。这种法治信仰不是仅仅由于法律代表了国家意志，遵守法律就是尊重国家，而是与法律本身的正当，即法律是“良法”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法律不是良好的而是恶的、错误的，提倡法治信仰，不但没有积极意义，甚至会有相反的作用。如果法律规定的不正确，要人们遵守，无异于迷信。而且从实际来看，一切规定的不正确的法律，尽管打着规则之治、法治的旗号，要人们一体遵行，实际上人们总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规避法律，甚至公然违反法律。

在实行良法之治的时候，“立法要符合实际”具有基础作用。如果立法不符合实际，尽管我们可以把法治信仰喊得震天价响，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强制保障法律实施，但要人们把它当回事，上升为信仰，实在很难。

把良法的标准确定为立法要符合实际，应该包含几种不同的意思：

一是立法要科学，要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中国式过马路”，固然和人们的规则意识，行人的生活方式与大都市的交通管理不适应相关，但是也和我们的交通规则设置的是否科学、合理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交通信号灯的设计无论如何使许多人都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穿过马路，从而使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过不了马路，而只有不遵守规则才可能过马路，人们还可能遵守交通规则吗。除非他根本就不打算过马路。因此，要使人们建立法治信仰，立法要科学是前提条件。否则，规则之治、法治信仰必然遇到尴尬。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立法的不科学，造成只有违法才能达到目的，按照法律办，却会阻力重重，耽误许多时间和精力，违法的人占便宜，守法的人吃亏，怎么可能形成法治信仰。

二是立法要符合社情民意。有的时候立法尽管是科学的，但在实际中由于多年的习惯行不通。比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执行的有关禁放、限放烟花炮竹的规定。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从科学角度完全应该禁止。但是燃放烟花爆竹又是一种民俗，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辞旧迎新，推陈出新的功能。立法在考虑这类问题时并不是完全以是否科学为基础，而必须考虑是否符合实际，是否为大众所接受。如果不考虑民意、民俗的因素，即使通过了，执法的成本会很大，效果会大打折扣。在美国宪法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即禁酒令。如果从科学角度，喝酒影响健康，耽误工作，甚至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禁止，但是喝酒又是相当多的人的生活方式，也是抒发情怀、联络感情的渠道，通过法律禁酒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私酒贩子的生意越做越好，最后禁酒运动不得不无声无息地收

法治信仰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受到一系列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法治实际运行状态的限制，急不得。但是必须行动，要使人们看到希望和信心。

形成法治信仰不是单靠教育就能解决的事，归根结底决定于法治实际运行状况。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缺了哪个环节都不能奏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法治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包括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所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法治建设需要整体推进。其中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对执政党而言的，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是对政府而言的，公正司法是对司法机关而言的，全民守法是对对公众而言的。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虽然执政党、政府、司法机关、公众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职责和职能，但是缺少哪个环节，都不能成为法治国家。执政党确定依法治国方略固然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如果政府不依法执政，司法机关不公正司法，司法缺乏公信力，公众缺乏规则意识，不把法律当回事，存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违法而又不被追究，依法治国不可能落实。要改变法治运行的状况，既要从整体上做顶层设计，也需要在微观层面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一步一步的推进。坚持数年，不断调试，抓住依法之国的基本方略不动摇，一定会使法

治实际运行状况好转，增强政府公信力、司法公信力，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一定会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