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消费改革探索》

公车消费改革探索

考试申论热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二、财产申报制度

（一）财产申报概述

财产申报制度，是对官员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藏身，就会使腐败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财产申报的现状

关于财产申报，在我国已提了近15年，但目前试点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大多集中于科级以上干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路走来，可谓是速度相当缓慢。从1995年规定“温柔”地诞生，现在普遍沿用的还是这一套最基本做法。近几年，在“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呼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之下，各地开始尝试破冰，试图突破现状，但仍旧陷在公开不彻底的争议之中。

（三）财产申报的障碍

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实施必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鉴于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统

一、标准的公民信用保障系统，个人资信难以查实，反腐败工作缺乏坚强的技术支撑；二是腐败分子为了逃避财产申报和资金核查，必然会将大量腐败资金和非法收入转移到他人名下，或馈赠亲朋好友，逃避法律的制裁；三是腐败分子在国内无法藏身，必然想方设法外逃，势必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损失，破坏法律的实施，损害社会的公正，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鉴于目前建立我国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条件还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如尚未实行全民信用卡制度），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出台之前，京佳教育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增加环节来完善现有的干部收入申报规定。

第一、申报对象可以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国家工作人员来讲，除了对他们进行任职、离任时的审计外，还应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任期间、离任时对自己和家庭的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其申报范围可依具体申报对象的工作性质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规定，其具体操作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外，可逐步交由银行执行或监督。

第二、加大对申报结果的监督和公开程度。增加二个环节。一是审核环节，即审查核对环节，通过检查核实申报内容；二是公示环节，申报结果的公示范围可以视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扩大，可以先做到同级公示，即在班子内或同级干部中公开，由人大产生的干部的收入申报在人大中公示；这里不应有“秘密申报”部分，也即不应有暗箱操作部分；

第三、增强惩处力度。是追究环节，根据检查结果，对于不如实申报收入，或瞒报、漏报、谎报者做出严肃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于多次谎报者应免去其领导职务；四是

信用记录环节，对于是否如实申报的情况应记录在案。建议各单位纪检监部门有必要对现任干部任职以来历次收入申报记录进行一次大检查，使检查结果进入干部信用档案（所以必须先建立干部信用档案），以供组织部门任免干部时参考。第

三、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使得财产申报制度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在条件成熟之时出台已呼唤了十多年的《反腐败法》，并专设章节对于官员财产申报作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财政预算公开为“三公”消费设障

三公”消费转自

借出国考察之名公款旅游、公车接送孩子上学或为自家办私事、以接待为名大吃大喝结交朋友„„近年来，公款旅游、公车消费和公务吃喝这“三公”消费为广大民众所诟病。

据有关媒体分析，中国每年“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元。而据财政部、发改委、统计局联合调研，政府公务用车（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花费1500至2000亿元。

抑制公务消费腐败之所以成效不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玉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深层的体制问题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公务消费的问题，是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的一个反映，涉及财政支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支出的有效监督机制、健全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等问题。”郑玉歆建议，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下猛药”，特别是政府财政预算管理要实现精细化。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呼吁，应抑制“三公”支出，公款消费更应接受各界监督。他说：“过大的行政开支既造成浪费，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抑制‘三公’消费任重道远，老百姓和媒体的监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建议，政府向人大提交的财政报告，应把“三公”消费的部分单独列出来，便于代表们审议。另外，行政部门应把公款消费的活动记录在指定的科目中，在会计制度上加以规范。

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表示，解决“三公”消费最根本的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长久以来，公众要求公开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支出详单，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坚持做到全面、细致公开各级财政消费，不仅能使浪费公款的行为有所收敛，对打击腐败行为也有益处。

要扭转当前一些官员“乱花公款不眨眼”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上扫清公开每一笔财政金的收支障碍。从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的“会审”变为“常审”，甚至做到“一款一审”、“网上公审”，这样方能动态而及时地挤掉“预算水份”。而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的动态公开，也必将促进廉洁、高效政府建设的推进。

热点探讨：1万公务员仅10辆公车并非只为治堵

在3月1日《广州日报》刊登的日本东京治堵报道中透露，“以东京都厅为例，只有都知事（相当于中国的市长）这样的级别才可以配车。”整个东京都厅有1万多名公务员，但是公务车的数量却仅有10辆左右，因为“很少用到”。

如今很多大中城市都出现了道路的拥堵问题，治堵，就成了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重大问题，由此，也引发了公车太多、公车私用加剧道路拥堵的议论，并且提出了治堵先治公车的主张。其实，城市治堵与公车私用管理混乱，这是既相关又绝然不同的两件事。前者主要是城市有序管理和道路建设如何适应人民生活需求的问题，后者却是如何坚持政府的廉政，防止公务员利用职权追求个人享受的反腐倡廉问题。为了治堵才去整治公车私用，甚至要靠着治堵的“动力”，才去改革公车管理制度，恐怕只能是瞎子摸象——抓住了枝节而放过了公车改革的真正目的。

其次，必须打破官场“潜规则”。“既怕来人，更怕人不来”，是基层干部矛盾心态的写照。“酒杯一端，原则放宽”这些所谓酒文化充分暴露了目前盛行于官场的一些“潜规则”。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都和接待工作紧密相连。现在各地都很重视接待工作，哪个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成功率就高，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获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经济发展也就较快。

再次，必须从上到下治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打破“潜规则”，对基层政府来说，就要冒得罪上级部门、单位的风险。当一个地方的发展过多受到条条块块行政权力掣肘时，它必然需要用“讨好”这些权力的方式，为地方发展打开通道。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坚决整治上级部门领导的不正之风、滥用职权等行为，才能为基层“减压”、“松绑”，也有利于公务接待走出困境。

最后，必须加大信息公开和处罚力度。在很多单位，公务接待成了一个大箩筐、无底洞，什么都可以往里扯，什么都可以朝里报，一笔糊涂帐，招待费居高不下、吃喝风屡禁不止。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佳的消毒液。在一些地方，再穷不能穷干部，资金再紧张，也得保证干部有饭吃有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