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材料》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材料

在很多人的眼里，叶嘉莹的印象还停留在《朗读者》上，哪位学术渊博、风姿卓越、仪态优雅，被董卿称一声叶先生的她。

然而，事实上，叶先生是当之无愧，也是名副其实的。她自誉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大夫。

在苦水里泡着她，却没有被凄风苦雨溺死，而是走了出来。

一在第五届全球南开校友会会长论坛上，94岁高龄的她宣布要把毕生所有积蓄捐给南开大学，用于支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

首次，她捐了1857万，成立了南开大学迦陵基金。

先生之风，犹如从古诗词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令人见而忘俗。

在她90岁生日的时候，前总理温家宝发来贺词：

心灵纯净，志向高尚，

诗作给人力量，

多难、真实和审美的

一生将教育后人。

这样的赞誉，道出了叶先生的儒雅之风、士之品格。

如今，她生活在南开大学的迦陵学舍，在哪里读诗诵词、教授学生，潜心研学，尽情自由地在诗词的海洋里畅游。

哪里也成了很多喜欢古诗词、研究古诗词的学者、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聚集的场所。

在哪里，只有诗词，哪里洋溢着浓浓的诗意，哪里也成了汲取传统文化营养的圣地。

叶先生一生颠簸流离，无论是在沦陷区的北京，还是在流离失所的台湾，再到后来漂洋过海的加拿大，她都一直在三尺讲台上耕耘，讲授着诗词、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

曾经是她学生的台湾作家陈映真，回忆起叶先生当年在讲台上的风采，如是说：

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

《人物》杂志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叶先生回国授课时的场景：

1979年叶嘉莹回国授课时，徐晓莉是一名旁听生。当时她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特意跑到南开大学旁听。她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穿着清一色的（衣服），男生和女生都分不出来，可是叶先生在讲台上那儿一站，从声音到她的这个手势、这个体态，让我们耳目一新。没有见过，真是美啊。

自1945年从辅仁大学毕业至今，她已整整的在讲台上站了70多年了，桃李满天下。时至今日，她仍然乐此不疲，愿意给年轻人讲课。只要有人邀请，她都欣然前往。

即便是九十多岁如此高龄，在讲座中她依然坚持站着，学生递给她一把椅子，她却拒绝了，全程没有任何停顿，站着完成了两个小时的讲座，她说要抓住老年的尾巴。

在场的学生无一不感动的。

她在讲座中曾说：

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如果我不能够传输给下一代，是我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师长和老师。

叶先生平生经过战乱，遭遇波澜，她却把个人的悲苦看得微不足道。

但是，她把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人格、品性视作珍宝，视作污秽当中的一点光明。

她毕生的愿望，就是要把这点光明传下去。

叶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说：

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人生转眼之间就衰老了，我九十岁了，但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讲课，我仍然愿意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叶先生教龄超过半个世纪，遍历海峡两岸，大洋东西，就古典诗词方面的人才培育，她的贡献恐怕就称得上无出其右了。

叶先生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则始终是她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这个莲花是凋零了，花也零落了，但是有一粒莲子留下来。

二叶先生写的《踏莎行》里的开篇之句便是。一世多艰，寸心如水。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可以说，叶先生一生苦难相随。

花季遭受丧母之痛、父亲杳无音信，中年遭遇丈夫家暴，垂暮之年又受尽失去女儿的失亲之痛。

真是磨难接憧而来，生活从来没有宽慰过她。

叶先生能如此坦然地从磨难中走出来，是诗词化解了心中的悲痛，给了她无限的力量。

在一次访谈中，主持人跟她聊起对人生苦难的看法，回顾自己波澜一生，叶先生说了这么一段话：

平静是好的，但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经历过挫折，都是过顺利的生活，不一定是好事。各种苦难，谁都不愿意发生，可是极大的悲哀和痛苦，让你对人生有了另外一种体会。如果不把诗人的小我感情打破，就不会有更高更远的想法。

从叶先生撰写《迦陵杂文集》中，我们知道，

叶先生家世显赫，曾是蒙古裔的满洲人，隶属镶黄旗。

本姓纳兰，祖居叶赫地。

后因清政府灭亡，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所以先生家也就摘取祖籍之地名叶赫的首字，改姓为叶了。

叶先生是1924年6月24日在北京城的这个叶姓大户人家出生的。

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诗礼传家。

在她三岁时便识字读诗，六岁时跟着家庭教师研习《论语》，四书是她的开门读物。

叶先生在自述中记下了在她启蒙教育中记忆深刻的这么一个故事：

她所临摹的一册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数页不知何人所书写的一首白居易的《长恨歌》。

诗中所叙写的故事既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又极为谐婉，因此她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而由此也就引起了她读诗的兴趣。

这些古典，滋润着她幼小的心灵，也滋养了她淡泊名利的品性和对古诗词的热爱。

抗战开始后，叶先生便失去了父爱。

在航空署工作的父亲一路随着国民政府从上海步步南迁，与家人离多聚少，直至后来失去联系，杳无音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动荡不安的一年。

这一年，已经17岁的叶嘉莹如愿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古典诗词名家顾随教授。

可也是在这一年，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无常和生死相隔的悲伤之痛。

宅心仁厚的母亲忧思成疾、患上肿瘤，自个儿去天津租借动手术，执意不让人陪，竟然因细菌感染，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溘然长逝。

当时，她以诗寄情，便写下了八首《哭母诗》。

三叶嘉莹1945年大学毕业后，因才华出色，同时被三所中学聘为国文教师，深受学生爱戴。

在教书生涯开始时，爱情悄然而至。

大学时，虽然有不少倾慕者，可叶嘉莹从未谈过恋爱。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她与在秦皇岛煤矿公司工作的赵东荪相识。

自此，赵东荪便穷追不舍，常常从秦皇岛来北京看望叶嘉莹。

后来，赵东荪失业了、贫病交加，在姐夫帮助下，找了一份在士官学校教书的工作。

临行之前，他想与叶嘉莹把婚事定下来。

他说，如果叶嘉莹不答应，那他也就不去南京了。

叶先生心地淳朴、善良，见这个人为她丢了秦皇岛工作，也就应了下来。

1948年3月，叶嘉莹放弃了北京教书的工作，到南京嫁给了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赵东荪。

然而，幸福的婚姻生活却成了叶叶嘉莹一生不可磨灭的痛。

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由于工作，丈夫离开南京，到了台湾，她也跟随丈夫辗转到了台湾。

叶先生的学识到哪里都会闪闪发光。

到台湾不久，便有人推荐她在彰化女中教书。

在台湾，她又登上了讲台，开始讲授她所熟悉的古典诗词。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

1949年12月5日，丈夫蒙冤入狱，说他有思想问题。

有人曾劝她，年纪越来越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

这话倒也是有点道理，可是教育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

叶先生说，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