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院校产学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个案研究

人口政策的调整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

适应(下)

2011-11-1710:57:04

来源:《经济纵横》2009年第10期

(五)认为现行人口政策产生许多实际问题因而要求调整

我国现在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这是多年贯彻“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必然结果,由此也产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如,新生人口减少,现有单个劳动力对家庭的负担加重,家庭养老出现困难;不少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影响新一代人的道德素质;有的地方强制堕胎,出现了孕妇受伤乃至死亡的事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新进入劳动市场人口(20—24岁)数量开始下降;老人增多,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保障体系提出挑战,等等。正是解决这些问题出现的困难,促使一些同志提出了调整政策的要求。这些弊端确实与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关。但实施一项重大政策,往往难以照顾周全,只能权衡利弊取其利。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在酝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时,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它会带来问题。在中央领导同志中,最早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是陈云同志。早在1979年5月18日,他在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对经济工作意见时就明确提出“人口要控制”。十几天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要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1980年6月14日,陈云在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汇报提纲作回信时,坚定地写道:“我认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一些问题则是第二位的问题。”笔者认为,陈云同志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坚持了辩证法,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口仍然存在增长态势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这样做。现行人口政策产生的实际问题,比起有计划的控制人口总量增长,属于第二位的问题。当然,对第二位的问题也要认真对待,努力解决。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产生,矛盾中孕育着解决矛盾的方法,只要注重调查研究,依靠人民群众,总能寻求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口经济学,也只有在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主要政策并最大限度地克服由此带来的实际矛盾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形成。

三、完善现行人口政策的思考

坚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不动摇并不意味着这一政策不需要完善。人口问题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完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应围绕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到零,同时促进人均绿色国民收入取得明显增长这一主要目标,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与多个领域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相配合,完善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

(一)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与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次飞跃结合起来

目前,超生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尽管多年来我国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特别扶助制度,加强对农村计划生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农村总是难以实施到位。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是,大学里“80后”学生,来自农村的往往有一两个兄弟或姊妹,而来自城市的一般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农村的确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问题是为什么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难。这固然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由目前农村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对纠正“大呼隆”生产、搞平均主义有积极作用,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家庭生产在我国毕竟属于小生产方式,具有暂时性。所以,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但在实践上,农村集体经济“第二次飞跃”的思想却未受到重视。一些地方对农村土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重“分”而轻“统”,即使看到了土地规模经营的必要性,对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也只是强调“土地向大户集中”,这就强化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同时也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农村服务业及其社会分工尚不发达的现状下,农民为发展生产、增加收入、防老养老,不能不考虑增加家庭人口,于是哪怕罚款,也要突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这就是农村难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原因。在中国国情下,要改变这种状况,努力实现集体经济“第二次飞跃”是必由之路。只有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化道路,发展协作生产和社会分工,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促进农村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把儿童培养、老人服务逐步转向集体支持,转向社会保障,从而使农民把提高生产力、家庭富裕与多生子女分离开来,而与少生子女联系起来。尽管近些年许多地区在工业领域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推行企业私有化,但在农业领域,却正在出现发展势头越来越大的合作经济热潮,这反映出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次飞跃”具有必然性,也反映出大多数农民具有走集体化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此,我们应大力支持,并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结合起来。

(二)把解决人口问题与宏观经济调控结合起来

对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产生的诸多问题,只用人口学方法是难以解决的,必须把这些实际问题纳入宏观经济调控范畴,统筹解决。我们不应照搬西方宏观经济学。因为失业人口是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以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为目的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最多着眼于减轻失业率,而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口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的特殊人口问题。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创造出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才能实现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当初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理论”就是与研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结合在一起的。从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看,应把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产生的问题,纳入到包括市场供求、银行借贷、财政收支、国际收支构成的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大局中来谋划解决,而不能把这方面的问题只当做个别的、附带的问题来解决。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从物质资料商品或者一般的生活消费服务的角度调节供给与需求,从增加企业就业人数的角度来扩大就业,还需要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发展战略来调节供给与需求和扩大劳动者的就业。如,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社会化服务问题迫在眉睫,我们可否减缓对物质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把发展老年服务业作为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来抓,可否抽出资金支持开办更多的具有公益性质的有国家资助的老年公寓,可否开办与之相配套的老年护理职业技术学校,把有组织地培养护理人员与扩大老年服务方面的就业结合起来。再如,可否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大力发展为农村服务的免费师范教育,把它作为提高农村人口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来抓。类似这方面的事业,其实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组成部分,理应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如果忽略,势必阻碍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以扩大内需的投资需求为例,仅从短期的市场供求平衡来考虑,大力追加物质资料的固定资本投资,短期内是可以起到暂时拉动市场需求作用的,但从凯恩斯理论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这种投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往往同时掩盖并加深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埋下深层的隐患。而根据现有条件,有计划有目的地把投资用于必须发展的有关人口的公共事业上,尽管暂时不能增加经济总量,但却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在使用同量投资的条件下,应把解决人口问题的投资纳入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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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虎军.中国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政策有待调整[n].南方周末,2005—12—16.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49.

[9]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