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样态与治理》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样态与治理

作为文化交流、人才荟萃的战略要地，高校的意识形态治理是铸魂、固本工程，关乎大学生成长成才，关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①。这一重要论断既说明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意识形态治理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新境界，是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局势的科学判断；同时也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必然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如疫情防控战中的舆论风险、西方国家运用算法技术构建的“指数陷阱”、普世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解等。我国正处于重要的历史交汇期，高校应当从战略高度理解和把握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现实意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大多从学理层面、具体操作层面展开了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研究，而对于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呈现何种样态以及治理举措鲜少涉及。本文从新的历史方位尝试进一步解释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对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样态、治理维度以及逻辑遵循进行描述与分析，以期在新的起点上以更高的历史站位和更系统的实践方略回答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之问。

一、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样态探索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①而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从概念上阐释，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是指治理主体通过协调、整合各种意识形态资源，对侵蚀、破坏和诋毁我国国家形象、主流价值观念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敌对势力展开攻击，从而维护我国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一种动态行为过程。由于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处于一种持续性的动态过程中，因而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也处于“生成”状态之中，并在新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的样态。

（一）技术风险：算法推荐的技术异化

对于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新一代大学生而言，虚拟化生存已然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作为新的信息技术，算法推荐随着高校主体虚拟化生存程度的加深而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算法技术与主体的认知交织叠加，既重构了主体的意义世界，也重构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场域。“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②算法推荐技术在给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带来技术红利的同时，也改变了以往的高校意识形态传播媒介环境，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造成巨大冲击。算法技术的异化给高校意识形态治理带来全新的风险挑战。

首先，算法推荐的内容低俗化，导致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权变弱。工具理性是算法推荐的主要特点，信息时代它以追逐“流量为王”为原则，最大限度地吸引广大用户的点击率、阅读量和浏览量，并抓住了用户“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③的特点。这助推了算法推荐推送大量低俗、娱乐、碎片化的内容，而蕴含理论性、规范性、科学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却受到算法的挤压和“冷落”。长此以往，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逐渐被算法推荐肤浅的、低俗的、碎微的片段化信息包围，导致大学生整日沉迷在“奶头乐”的文化中来获得精神上短暂的快感，继而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导权、主流价值观传播的重要性被削弱，让大学生陷入价值观冲击、情感错位和信仰失落的危机之中。

其次，算法推荐的逐利性，导致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减弱。商业资本的本性是以逐利为目的，信息爆炸时代商业资本借助技术获取信息流动，左右着算法推荐，在利润竞争的驱使下，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抓取最大流量为终极目标，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利益诉求的挑战下失去凝心聚力功能。算法推荐在商业资本的过度侵袭下，对当代大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同富裕、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等热点议题较少涉及。此外，算法推荐的资本逐利性会使网络暴力和网络民粹等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并逐渐蔓延开来，其负向性影响加大了凝聚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塑期的大学生价值共识的难度。

（二）渗透风险：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态势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①目前，我国离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越来越近，国内外敌对势力趁机在高校发动舆论攻势，企图煽动高校师生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权威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除了渗透主体的多元化和渗透对象的集中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态势更集中于渗透的方式与内容。

首先，渗透的方式多元化。如今随着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满意程度的不断提高，西方敌对势力更新了渗透方式，由原本宣教式的强势灌输改为弥散式的徐徐渐进。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学术包装，进行“学理化”渗透。利用这种渗透方式是妄图争夺高校学术的话语权，从而达到对社会现象解释权的把控。例如，利用国际学术的话语权或者论文发表、基金支持、会议邀请等形式，诱导个别国内学者形成对“西方理论”的高度认可与盲目崇拜，从而扩大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宣传。近年来，个别国内学者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或者热衷于运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治理，便是这种渗透的反映。二是通过结合热点，设置议题进行“炒作式”渗透。利用这种渗透方式是企图争夺高校舆论引导权来占领道德制高点，从而用挑拨性话语将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政治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意识形态在议程设置上将疫情政治化，通过编织“话语陷阱”，抛出所谓的“隐瞒疫情论”“侵害人权论”等，其意图在于拔高“西方文明”，贬低中国治理。三是通过文化产品、价值符号进行具象化渗透。这种渗透方式极具迷惑性，并且泛在式、弥漫式地渗透于高校师生的日常生活。其运作模式是通过大量文化产品堆砌起来的“文化景观”，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和生动的表现形式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再利用文化产品中一些辨别性强的价值符号给予受众强烈的心理印象，从而实现符号背后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渗透，如电影、游戏等。这种渗透方式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变得更为隐蔽，其与高校师生日常生活频繁接轨，更容易混淆高校师生的认知，达到其渗透与同化的目的。

其次，渗透的内容多样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先前围绕政治领域集中展开攻势，大肆渲染西方的民主、人权，甚至宣扬其制度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终极，但这些话题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治理水平低下的现实而越来越失去受众市场。因此，西方政府伺机进行调整，将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渗透进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元化的内容中，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渗透来制造思想混乱。在经济领域，西方利用我国房地产经济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危机，攻击我国经济体制将会很快“崩溃”，“中国经济崩溃论”悄然兴起。在文化领域，西方借助其文化产品输出，以娱乐性、知识性内容向我国青年传递其文化和价值观，宣传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和救世主”，为西方文化产品的输出扫清障碍。社会生活领域也成了西方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近年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在我国不断蔓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涌现，很大程度上都与西方国家在我国大肆推销和传播其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三）制度风险：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制度缺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一项根本制度。制度体系的构建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起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需要根据时代背景与高校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然而，新的历史时期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制度体系的更高期待以及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旧的制度体系存在内容模糊、交叉不明、操作性低等问题，给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方面，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虽然以制度化的形式回应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由谁负责、负责什么、怎么负责及事后追责等基础性问题，但在真正落实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在责任意识层面，高校不同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由于职业、专业等因素，有的认为高校的重点工作是教研，意识形态工作“抓不抓都不重要”，有的认为这一工作是学校党委或者宣传部门的事情，有的认为这一工作很“务虚”，只是用来应对上级任务的等等，仍未能形成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局性认识与战略性把握，未能从“事关党的命运前途，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必然导致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工作难落实、虚落实。二是在实践层面，部分高校意识形态治理工作中存在责任清单不清晰、责任分工不明确、督查考核不扎实、追究力度不彻底等问题。例如，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不同部门、不同管理阶层应承担何种意识形态工作。一项意识形态工作中仍存在“第一负责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的模糊划分等，使得工作过程中出现责任“窄化”与“泛化”并存、“多龙治水”与“缺位”“失声”共在等恶劣现象，严重阻碍了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工作的有效运行，削弱了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管控能力。

另一方面，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制度虽然从具体运行的层面回答了在意识形态风险的不同阶段应采取何种应对措施的实践操作问题，但在具体的构建层面对于风险防控的具体环节以及实际操作部分高校仍存在认识不清、落实不到位等现象，使得防控体系的构建以及力度仍略显不足。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它以信息、符号等方式存在，对其预测与防范需要搜集大量的数据样本，进行信息汇总、数据挖掘、动态分析，达到对其发生根源、流动过程和未来趋势的科学把握与预测，进而实现有效管控。然而，近年来高校频繁爆发非正面性的舆情，如“洁洁良”事件、上海女教师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的宣传等，这些舆论的酝酿、聚集、爆发与后续的沉渣泛起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制度的不健全。

二、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多维审视

面对算法推荐的技术异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态势以及高校意识形态治理制度不健全因素的影响，高校意识形态治理需要从理论阐释、价值引领、制度构建三方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展开全面审视。

作为意识形态斗争与各种社会思潮争奇斗艳的前沿阵地，高校以其独特的开放性促进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创新，同时也使得各类异质意识形态蜂拥而至，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的文化样态竞相涌现，主流与支流、本土与域外的价值观念交织交锋，呈现出“万众发声”“众声喧哗”的图景。在纷繁复杂的图景中，各类异质意识形态、多元社会思潮以及价值观念趁机不断输出自身的价值理念与政治主张，导致高校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冲突频繁不断，意识形态风险不断滋生。“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决定的，它既是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工作应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高校得以抵制异质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观念的根本保障。“引领的本质在于整合超越，而不是全盘否定和一味批判。”③不同价值观念的交流碰撞会作为高校的常显生态长期存在，应科学看待并正确处理高校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一方面，要坚持主导，兼具包容。要看到每一种价值观念都折射出不同个体的生活体验，蕴含着其对社会、对人生不同的观察与理解，并非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激烈的斗争关系。不同价值观念之间也绝非简单的排斥、斗争，而是在当前开放、自由的高校中彼此参考、相互借鉴，并在相互比较中显现自身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因此，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高校多样化的价值观念。要深入研究高校各类思想价值观念的形成特点、演进规律和性质功能，了解其所反映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点，从而寻找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交集点，使其为抵御价值渗透、凝聚正确价值共识发力。此外，在积极引导价值观念的有益部分的同时，要坚持抵制错误的、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渗透的价值观念，遏制错误社会思潮的蔓延，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

（三）坚持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坚持传承性，即对以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经验进行继承和发展，这是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工作的水之源、木之本。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①，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尽管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工作不应只注重形式的变化而忽视优秀传统。要牢牢把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以落实立德树人作为自身工作的目标导向；同时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红色文化来讲好中国故事，深化大学生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这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守正”“固本”。所谓创新性，即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工作应结合时代特征进行改革创新，这是提高工作实效性、化解新时期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网络化、信息化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算法推荐技术的出现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②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工作，高度融合意味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在理念上、方法上、形式上创新。所谓理念创新，就是要根据时代特征，突破传统惯性思维，在守好主阵地的同时主动、积极占领新阵地。所谓方法创新，就是既要善于运用最新学术成果又要积极利用最新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所谓形式创新，就是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空洞的说教和机械的管理方式，采取贴近师生的形式，从而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微信、短视频等新兴的移动互联网平台，积极通过线上线下两种途径增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此外，传承与创新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是守正创新、固本开源的关系。坚持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就是要在坚持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工作基本原则、继承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结合时代特征进行改革创新，使治理工作更具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