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对大学看法[五篇范例]》

北大教授对大学看法[五篇范例]

第一篇：北大教授对大学看法北大教授：中国大学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误尽苍生

2012年05月16日02：57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陈平原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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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大学，借鉴国外容易，坚守自家特点反而更难。去年春天，清华大学轰轰烈烈地庆祝百年华诞，我未能免俗，应邀撰写了一则小文，不过，唱的基本上是反调。此文大意是：“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二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

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依我浅见，大学的一大特点，在于需要“接地气”，无法像工厂那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顺利引进，组装起来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对眼下铺天盖地、不容置疑的“国际化”论述，我颇为担忧。比如，以下几个口号，在我看来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可国外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当然可以，也很应该；但“接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任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开口哈佛，闭口耶鲁。

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手”。据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就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

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办大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取经，既借鉴国外著名大学，也学习国内兄弟院校。只是因为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终导致自家特色的泯灭。不要说异彩纷呈的国外名校，比起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师大、清华、燕京、辅仁、协和（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天的中国大学，大都过于“面目模糊”——各校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级别”、“规模”及“经费”。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整合”的大趋势还在继续。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名校签合作协议。恕我直言，很多协议属于空头支票，签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阁。所有的“合作”，必须落实到院系才比较可靠；而其中最为实惠的是“互派学生”。但这有个前提，得有经济实力支撑。北大中文系颇为“矜持”，不轻易签此类双边协议：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欢那些故意自贬以讨好外国教授的说法；二是若无奖学金，让学生自费到国外游学一年半载，贫穷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学间的攀比。

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辩解：不同学科的“国际化”，其方向、途径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趋同。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而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所以，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

讲几个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当下中国的情势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推荐一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到北大念研究院。这学生兴冲冲来了，可一个月后“打道回府”；问她为什么，回答是：“刚到北大很兴奋，清晨散步，未名湖边书声琅琅；不过仔细听，怎么都是英语。要学英语，我干脆到美国去。”3年前，南方某大学下决心奋起直追，希望我帮助物色一外国教授，据说待遇很优厚。开始我很在意，觉得这是好事，应该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嘱，让我心都凉了——“最好不是华裔，要一看就是外国学者。”这哪里是挑学者，分明是选演员，才这么看重“镜头感”。

两年前，我指导的博士申请某名校教职，得到的答复是。学校统一规定，只有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可直接入职，本国大学培养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当博士后。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学进修过3个月，求职时，总被问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学到了什么“真经”。学生很诚实，说仅仅谈了两次话，合起来不到3个小时。为什么不关心在北大的4年苦读，而专注于那蜻蜓点水般的“访学”。

这不是三五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记得我们曾嘲笑台湾的高等教育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曾几何时，我们也变得如此不自尊、不自爱。

为了配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培养各行各业拔尖的创新人才，国家留学基金于2007年设立了“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5000人，“攻读学位”与“联合培养”各占一半。选派的对象，虽以理工科为主，人文及社会科学也占了15%。这当然是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实力雄厚，每年也能争取到八九个名额。

但说实话，作为中文系主任，我内心很纠结，也很困惑——既为我们的学生很有竞争力而自豪，也担心此乃“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补偿办法”，即选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后，有关学校/院系可补充相应数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额。问题在于，优秀的生源就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岂不十分可惜。经多次协商，教育部答应给北大、清华特殊政策，没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学生中，“联合培养”远高于“攻读学位”。

我必须考虑学生的立场，不敢像年少气盛的胡适那样，撰写《非留学篇》（1914年1月），说什么“留学之政策，乃以不留学为目的”。因我深知，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此举对于中国科技、教育、学术、文化的前景，影响十分深远。但青年胡适的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故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办好本国的大学。

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

《非留学篇》发表三十多年后，当年的留美学生，终于出任北大校长；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胡校长，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

1.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

2.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

3.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

4.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设想中的“十年计划”，分为两段。第一个5年，全力帮助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中央大学），限期成为国内最好、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学；第二个5年，转而支持另外5所学校。可惜的是，胡校长并不掌握实权，且过于“内举不避亲”，理所当然受到了南开大学陈序经、北洋大学李书田，以及国民党元老、原中山大学创办人邹鲁等的强烈质疑。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财政吃紧，正花大价钱“剿共”，根本没心思顾及此。

又过了半个世纪，具体说，就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后，985计划迅速展开且逐渐落实，其基本思路也是集中力量做大事，办好若干所著名大学。最初是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接下来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希望其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虽然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日后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是2+7；而这构成了中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校长们每年聚会，轮流做东，探讨“大学之道”。

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为何不是圆圆满满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这故事太有戏剧性了，不说也罢（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陈平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一文）。

两相比较，胡适的“十年计划”，与半个世纪后真正实施的985工程，还是有很大差异。在胡适眼中，关键是“争取学术独立”，具体说，就是中国大学能自己培养各专业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学不可：“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表面上，这个梦想我们早已实现了，如今每年中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世界第一——质量有无保证、是否“过度开发”，则另当别论。但在我看来，胡适的“十年计划”依旧有魅力。当下中国大学严重受制于权力、金钱与传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马首是瞻，所谓“学术独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以前，每当有人攻击北大、清华变成“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都到国外去时，我都会如此辩解——专业不一样，中文系就不是这种状态。现在，我再也不敢这么挺直腰杆说话了，只能寄希望于还有部分好学生自觉自愿留下来，不把北大当跳板——有时甚至小心眼，喜欢那些英语不太好的高才生。我问过日本的教授，你们也会面临这种困境吗。回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在国内；当然，大学会创造条件，让他/她们不断出去进修或考察。说实话，留住好学生，以下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国的大学很争气；二是申请教职时洋文凭不占优势。而如今的中国大学，大都做出一副非国外名牌大学博士不要的高姿态——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反正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

若大家都这么盲目崇拜“洋文凭”（我说的不是假文凭，是国外名牌大学的真文凭），再过5年、10年，连中文系学生也都如过江之鲫，纷纷放洋去，这实在让人伤心。看看近年各大学招聘“领军人物”或“讲席教授”的广告，你就明白，这年头，不出国念书拿学位，日后想在中国学界“拼搏”，实在很难。

正因此，我才感叹。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值得为之焚膏继晷，这是个大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第二篇：北大教授北大教授：有些抹黑共产党的人恰就是共

产党员

2014年04月23日10：18中国社会科学报我有话说（4，047人参与）收藏本文

原标题。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

每每谈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过于理论性的话题。而实际上，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学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生活所及的诸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算不上是新鲜事物，今天这一思潮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

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有学者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中国不应该抗拒，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历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做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必须警惕。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认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对民族、对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开始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就会削弱民族认同，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没有了，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在认识层面，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期用一个标准，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再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后，短短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干巴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会表达，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效果就会好很多。

最后，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党管理好。有些抹黑共产党、诋毁共产主义的人恰恰就是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出党。对我们党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第三篇：对大学语文看法1.激发学习语文的兴趣

持这一看法的学生41人，约占33％（其中68％为理科生，32％为文科生）。在开学初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或隐或现地表达出对中小学语文应试教育制度的不满与厌恶，“应试教育受到高考的制约，偏重于提高语文的解题能力，印象中的语文就是汉字、拼音、改病句、做阅读等”。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他们发现学习语文原来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大学语文科学地整合了语言文学与文化的知识，使自己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文化和文学素养，接受到了一种语文教学的高级形态，领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学习语文的乐趣。”真正的语文并不是死抠字眼与归纳中心思想，而是用心去解读作品，从中感悟人生。一名理科生明确指出：“最大收获———失而复得，我找回了曾经拥有过的、但又失去了的兴趣———对语文的兴趣。”

2.开拓眼界，提高人文素养

持这一看法的学生97人，约占77％（其中理科生、文科生各占50％）。高等语文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涵盖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颇富系统性与学术性，给学生打开了一扇展示文学新视点的窗户，让他们接触到一个更纷繁多姿的世界。

3.教师的风采与信念

持这一看法的学生63人，占50％（其中理科生占65％，文科生占35％）。授课的五位优秀教师，以他们丰富的学识、诙谐流畅的语言，站在较高的视点为学生剖析文学作品，处处展示出巨大的人格魅力。他们为学生讲解古人精妙的章句，透析今人深邃的思想，引导学生直面人生。从各位大师身上，学生们还看到了作学问的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如何查找资料，如何筛选信息，如何找出问题，如何提炼观点，以及一些细节的处理，我们将受益终生”。

4.自身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持这一看法的学生76人，约占60％（其中理科生占53％，文科生占47％）。高等语文丰富了学生的感悟力、想像力和思考力，不仅让学生掌握了学习语文的方法与技巧，养成独立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学生对文化精品学习的兴趣和继续深入探索的潜力。在这里，学生们纠正了以往许多不正确的观念和认识，“破除了对权威的迷信”，敢于质疑思辨的能力得到肯定，“真正学会欣赏文学、品味文学”。他们学会了一种学习或思考的方法，开始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意识到“名家也是血肉之躯，也是人。人无完人，白璧也有微瑕”。还有学生指出，最大收获是由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作业方式———论文带来的。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

锻炼了自己查找、筛选及综合资料的能力，提升了语言文字功底，形成了自己的相对系统的知识体系。“这种‘吃掉’并‘消化掉’的满足感，一笔挥就的酣畅感，令我乐于接受知识。”

2007-1-113：17回复

紫约师耘4位粉丝2楼

5.传承民族文化

最后，学业上不妨在意点儿旁门左道。多接触些本专业以外的学问，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金字塔哪个更高。底盘越大的越高，你说是不是。其实，大学里，只有不到50%的课堂知识来自你的老师，只有不到25%的课内知识离开大学后仍然有用，只有更少的学生才明白，怎么学比学什么更要紧。好的研究方法，会让你受用终生。

好了，明年这会儿，你们可以端着点儿师兄、师姐的样子，迎来另一群高兴到糊涂的小师弟、小师妹啦。那时候，我可能正在楼上办退休手续呢。

就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