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财政经济工业形势分析三篇》

当前国家财政经济工业形势分析三篇

当前财政形势分析篇一在疫情之下，原本就财力紧张的地方财政承受的压力更大。增值税占半壁江山，没有经营行为，就没有增值税，地方财政在原来就紧张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工资、运转、民生支出都会紧张，更重要的是下面的几个月，若是纳税人再不复工，恢复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只会更困难。在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背景下，中央暂借给了地方1100亿元，尽管年底依然要偿还。3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支持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政府履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会议确定，一是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留用比例。3月1日至6月底，在已核定的各省份当年留用比例基础上统一提高5个百分点，新增留用约1100亿元资金，全部留给县级使用。二是加快下达转移支付资金，指导各地优先用于疫情防控和三保支出按时足额支付。有缺口的地区一律要调减其他项目支出。三是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除疫情防控需要外，严控新的增支政策。近年来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哭爹喊娘甚至发不出公务员和教师工资已不稀奇，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再度成为重要内容。

财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却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有财政危机，社会危机亦不远。改革、发展、稳定均离不开财政，甚至财政行为就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第一，改革要付出艰难代价，调整体制机制、和平安置触动的利益群体，需要财政赎买。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利益分配和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第二，中国仍处发展中阶段，城镇化的进程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在稳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稳定的国际国内大局亦需要强大的国防、外交和公安队伍，同样需要财政。

收入持续下行，减税对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的作用不明显，民生社会福利、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等刚性支出易上难下。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如人口红利消失、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宏观杠杆率高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等导致经济增速必然下行，难以对冲矛盾。疫情当前，经济活动在正常春节假期后近乎停摆1个月，财政必然减收，但疫情防控的支出却急剧增加，截至2020年2月24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1008.7亿元。

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的表态从加力提效改为提质增效，去掉了加力，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更加侧重分好蛋糕;2019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通篇透出过紧日子以收定支勤俭节约办事业的思想;近日财长刘昆在《求是》的文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提出了财政政策新内涵，核心仍是如何过紧日子，并提出单纯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行不通，必须向内挖潜，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

一、当前的财政形势严峻到何程度。

1、财政未完成全年预算任务，财政税收增速低，税收增速创半个世纪以来新低。

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90382亿元，预算目标为192500亿元，短收2118亿元，完成率为98.9%，为近年低点。2019年财政收入增速3.8%，低于预算目标的5%，该增速为1987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2019年税收收入为15799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83%，增速1%，该增速为1969年以来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增速。新中国历史上税收收入负增长的年份有1955、1960、1961、1967和1968年，分别为-3.6%、-0.5%、-22%、-11%和-2.6%，主要受到大跃进和wg的影响。在此种情景下，2019年非税收入32390亿元，比上年增加5433亿元，大幅增长20.2%，主要靠央企国企利润上缴以及金融反腐罚没收入增加。其中，中央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6100亿元，同比增加3600亿元，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约13个百分点;罚没收入3061亿元，同比增加402亿元，增长15.1%，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约1个百分点。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速大部分年份高于gdp名义增速，但2015-2019年连续五年均低于gdp名义增速，主要是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2019年国内增值税增长1.3%，增幅比上年回落7.8个百分点，其中，工业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收入下降6%，主要受降低增值税税率和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下降6.3%，主要受降低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影响;个人所得税下降25.1%，主要受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实施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影响;企业所得税增长5.6%，增幅比上年回落4.4个百分点，主要受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消费税12562亿元，同比增长18.2%，而消费税主要是烟草、汽车和油类三大特定商品消费贡献，2019年烟草行业贡献工商利税12056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上缴财政总额11770亿元，同比增长17.7%，创历史最高水平。

减税降费理论上可降低经营成本、增加企业利润扩大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带动消费，但减增值税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税费只是企业面对的综合成本的一部分。根本的问题是实体经济的需求并未有实质性改善，外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下行，内部政策摆动较大，土地人工能源等成本上升，弱化了减税降费降成本的效果，企业不愿意追加投资。需求不行，必然是导致营收、周转率下降、现金流紧张和资产负债率被动提高，当然也尤其考验企业的内部管理能力。

居民杠杆率高、还本付息压力加大，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消费意愿不强，房价大涨导致贫富分化抑制消费。因此，减税降费超2万亿却并未带动经济大幅增长。纯粹寄希望于减税降费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根本上是宏观的改革开放和微观主体积极性的提高。

2、区域分化，6省市财政收入负增长

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财政收入增幅分别为3.5%、4.6%、2.8%、-2.1%，中部地区收入增幅相对高一些，东北地区收入下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西、河南、浙江、河北等8个省份增长在5%以上;江西、广东、安徽、四川等17个省份增长在0-5%之间;6个省份同比下降，吉林-10%、重庆-5.8%、宁夏-4.7%、西藏-3.6%、甘肃-2.4%、黑龙江-1.6%。

3、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连续四年下降，但土地出让和社保收入上升较快，带动宏观税负上升，高于美国近9个百分点

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保收入之和，剔除其中的重叠部分如财政补贴社保部分，作为政府筹集的收入，2018年的宏观税负为35.2%，较2017年上升1.2个百分点。该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但高于美国的26.3%。

从分项看，以税收收入/gdp衡量的宏观税负在2013年见顶，从2013年18.6%下降到2019年的15.9%，相当于2006年的水平，2019年下降1.1个百分点，速度非常快;以财政收入/gdp衡量的宏观税负在2015年见顶，从2015年22.1%下降到2019年的19.2%，相当于2008年的水平。但是土地出让收入和社保收入却迅速上升，占gdp的比重在2018年分别为7.1%和6.8%，较上年提高0.8和1.3个百分点。

4、财政收支差高达4.8万亿，创历史新高，考虑到专项债后的实际赤字率为7.1%

2019年财政收入少于预算2118亿元，但支出却高于预算3630亿元，增速8.1%，高于预算的6.5%，支出预算执行率为101.5%。

官方赤字为2.76万亿，但实际上的收支差为4.8万亿，中间的差额通过历史结转结余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解决。考虑到2.15万亿的专项债，实际赤字率高达7.1%。

5、23个省市财政自给率不足50%，三保困难

2019年各省市财政收入/支出低于50%的有23个，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仅8个省市财政自给率高于50%，主要是上海87.6%、北京82.7%、广东73.1%、浙江70.1%、江苏70%、天津68.7%、山东60.8%和福建59.9%。

地方政府收支不足主要靠中央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以及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6、财政困难系数

中央在给地方转移支付时会根据地方财政的风险和财力情况，财政部设置了财政困难程度系数。2019年4月23日，财政部公布了《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将近700亿元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分配给36个省市，在资金分配表中，列出了36个省市的财政困难系数。

7、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高，尤其是西部地区高度依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东部地区公共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占比高

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183352亿元，中央财政收入85447亿元，占全国比重46.6%，地方财政收入97905亿元，占比53.4%;但是全国支出220906亿元，中央支出32708亿元，占比14.8%，地方支出188198亿元，占比85.2%。为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掌握较多的财力并向各地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及税收返还为69681亿元，占全国收入的比重为38%，即转移支付后，中央、地方实际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766和167586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8.6%和91.4%。

经过这个分配过程后，中央政府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与支出比为48.2%，仍有51.8%的支出需要发行国债弥补。但即使有中央的转移支付，地方可支配收入仍难以满足地方支出需要，两者之比为85.2%，仍有14.8%需要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

从2018年决算数据看，获得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较多的省份有四川（4782亿）、河南（4260）、湖南（3745）、云南（3214）、湖北（3119）、河北（3063）、安徽（3054）、黑龙江（3043）等。

除了一般公共预算外，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一大块收入来源。地方综合财力构成中，东部的公共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占比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及税收返还，自身财政能力较弱。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本级公共财政收入、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以及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收入为主）。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公共财政收入占比偏低，更多依靠中央转移支付，自身财政能力较弱。

其中西藏、青海、甘肃、广西公共财政收入占比分别为11.2%、15.5%、23.4%和24.9%，中央转移支付占比分别为84.4%、69.5%、65.9%、42%;此外，黑龙江、宁夏、吉林、内蒙古的中央转移支付占比均超过50%，分别为65%、60.3%、54.1%和51.8%。东部地区对中央转移支付依赖较少，除公共财政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外，土地出让收入占比较高，如浙江53.4%、山东45%、江苏44.6%、福建37.8%。

浙江、江苏和广东省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位居全国前列，浙江、湖北和重庆等省市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高。2018年全国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372亿元，其中土地出让收入65096亿元，占比91.2%。从分省政府性基金收入看，浙江（8737亿元）、江苏（8223亿元）、山东（7579亿元）、广东（5887亿元）和河南（3828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居于前列，前5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全国地方本级比重为52.7%;黑龙江（357亿元）、宁夏（137亿元）和西藏（89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最少。从已公布的21省市2018年土地出让数据看，浙江（7749亿元）、江苏（7478亿元）、广东（5374亿元）和山东（5212亿元）依然位居前列。从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看，浙江、湖北、重庆和四川等省份的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其土地出让收入与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的比值分别为1.17倍、0.96倍、0.94倍和0.88倍。

二、2020年财政形势如何。

在当前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下，要统筹稳增长与防控疫情，稳增长、防控疫情的同时还要防范财政风险，这是极度困难的，极度考验理财能力。疫情防控不仅减少税收收入，而且增加一大笔支出;防控疫情时的稳增长基建支出、民生支出均不能削减，财政收支两难。

一旦稳增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否会扩大。如果不扩大，增长发力空间有限。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与固定资产投资下行有关，其中基建2018年大幅下行，从14.9%下降到1.8%，2019年在扩大专项债的前提下仅略反弹至3.3%，与严控隐性债务及金融去杠杆有较大关系。

经济社会短期有风险，财政短期有困境、长期有风险。何去何从。当前的战时状态只能以适度扩大财政风险来降低经济社会风险，即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均需扩大，突破赤字率3%的约束，赤字和专项债必须达到两个3万亿，投向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医疗欠账等新型基建和人口流入的地区，即财政支出必须为人服务，基建投资随人走，尤其要转向对人的投资。2020的财政组合将是：1）做好收入负增长的准备，但千方百计筹集非税收入尤其是增加国企利润上缴，增加消费税（主要是烟草、油）、资源税和环保税;2）赤字率3%-3.5%，赤字必须达到3.2-3.7万亿，相较2019年有0.5-1万亿的赤字增量，疫情属不可抗力和突发情况，2021年后恢复至3%以内;3）专项债达到3.5万亿，较2019年增加1万亿，政策性金融债给予配套融资支持;4）规范ppp，拓宽融资来源，提高投资效率;5）严肃财经纪律，隐性债务显性化，不能大规模增加隐性债务。特别国债必要性低，若应对减税降费和疫情缺口，可发国债，若应对稳增长基建，可发专项债。

2020年财政增收极为困难，财政收入保持在0-2%增速都非常困难。疫情持续至今，2月份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3-4月份陆续复工，如果疫情在4月份得到控制，由于当月经济活动影响的是下月财政税收，因此直接影响3-5月的税收收入尤其是3月份的税收。3月份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受影响较大，个人所得税因工资薪金下行同样受影响，将直接减收约1万亿，若无更大幅度的经济反弹，税收收入几乎是负增长。考虑到非税收入尤其是国企利润上缴以及反腐败力度持续推进，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保持在零左右，但前提是非税收入增速要从去年的20%上升到30%。

2020年财政支出预计大概率仍处于8%左右的增速，支出在25.6-26万亿元。能够压减的开支主要是一般性支出，2018年为18374亿元，考虑到2019年中央带头严格支出管理，2019年除刚性和重点项目外，其他项目支出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要求地方2019年压减一般性支出5%以上，并力争达到10%以上。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各地压减幅度都超过了5%，不少达到10%以上。2020年实际可压减的空间在1000亿元略多，可腾挪的空间不大。

根据上述假设，2020年财政收支的差额将达到6.4-7万亿，假定财政赤字在3%，即赤字在3.2万亿，赤字外的缺口仍高达3.4万亿;假定财政赤字在3.5%，即赤字在3.7万亿，赤字外的缺口仍高达2.8万亿，需要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资金、增加国企利润上缴、压减一般开支等方式弥补。

1.加强经济调控，防范系统风险。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风险，必须加以重视、谨慎应对，否则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从而对工业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影响。一是谨慎做好房地产行业调控。多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也造成了工业经济的粗放式增长。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收紧性调控政策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下一阶段，应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避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对经济造成冲击。二是谨慎应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目前，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有可能会引发中国资产价格全面下跌，使得国内外资金大量流出，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并密切关注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三是谨慎防范资本市场风险。由于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运行方式都缺乏足够的理解，尤其是在金融监管体系和安全网体系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监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当前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

2.改善企业环境，优化产业生态。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改善企业环境是打造良好产业生态的根本前提，其核心目标是为企业构建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一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意味着国资和民资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而且意味着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形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带来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二是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工业发展中面临着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一些竞争性行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在一些垄断行业则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竞争性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意味着资产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从而实现工业经济的内涵式增长。三是降低企业税负。要想真正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必须要做好顶层设计，实施全方位的税制改革。要对中国企业之间的税负分布和转移情况进行精细的计算和研究，制定科学的应对措施。四是优化市场竞争秩序。工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市场微观主体的政策依赖性过强，在争取优惠政策方面花费太多精力，不少企业在行为上表现出短期化、投机化、功利化的特点，缺乏从事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进而限制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优化市场竞争秩序能够使企业活动回归创新这一核心要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形成工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支持企业创新，促进转型升级。要想实现以创新为本质的经济内生增长，必须要致力于增强经济活力，通过不断涌现的草根创新，提高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一是发挥好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工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提升自身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增加产品附加值，从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转向国内市场的差别化竞争，从而带动整个工业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和工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在技术赶超阶段，因为有发达国家的路径可借鉴，政府主导的技术发展战略可能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随着中国的角色由传统产业中的跟随者转变为同行者，由于存在不确定性，由政府直接决定产业发展的具体技术路线和项目，或由政府主导产业创新往往会产生政策失效现象。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政策的重心也应该是发挥企业自主性，企业会权衡风险与回报进行商业性的研发，公平的市场竞争更能够从大量的竞争者中筛选出最终的获胜者。二是发挥好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服务作用。政府部门资助重点应更多集中在基础技术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上，而不要指定资助哪条技术路线，更不应在企业竞争中由政府选择赢家并将其作为重点资助对象。为推进工业结构调整，政府应加快推动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提供优惠政策，应该通过一种竞争性的、更体现公平的方式分配支持创新的补贴经费，鼓励最有创造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又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同时，应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给予更大的空间，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运用等新领域里，要尽量避免对企业新创的经营模式和组织方式进行行政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