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作用的思考》

关于工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作用的思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余斌【内容提要】

由于中国经济早就融入经济全球化，外部经济的不景气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倒逼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其主要表现是增长速度的下降，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但是，虽然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人均产值和收入还很落后，从现在的水平开始，到我国人均产值达到世界第二，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扩大内需是在供给的产品不变的前提下，为这些产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供给的结构来满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费能力留在国内。当然，通过创新来提供新的产品也可能满足另外一些潜在的需求，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本文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两个不能动摇”“两个市场竞争”和“五个改革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首先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然后，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是正如当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采取干预措施后，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并于1937~1938年再次陷入危机一样，这场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并没有因为舍本逐末的干预而很快复苏。自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救市行动以来，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美欧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关于世界经济已经企稳的推断一再被证明是不成立的。由于中国经济早就融入经济全球化，外部经济的不景气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倒逼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其主要表现是增长速度的下降，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速度的下滑引起了对经济前景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大惊小怪地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要求中国实行恰恰导致这种陷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规模发生质变上了台阶的标志。就象习总书记所比喻的那样，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经济增长不可能趋向于无穷大的，即便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再怎么极大丰富也仍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而不有所减速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一种表现是：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于是，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随着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社会积累的增长率，从而社会生产的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这种下降自然也就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

因此，习总书记提到，有人问，新常态是一个好状态还是一个坏状态。他的回答是，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他的这个回答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但是，由于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是积累的条件和动力，因而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表现为“不好”的经济不景气，并导致一些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转入到虚拟经济的金融投机上，推动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它的相对性和穷途末路，就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体现出来，并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

然而，对中国来说，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长率的下降并不会影响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只不过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诚如习总书记所说，新常态下，尽管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另一方面，也诚如习总书记所说，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毕竟，虽然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是，人均产值和收入还很落后，从现在的水平开始，到我国人均产值达到世界第二，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找准发力的着眼点，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的经济的增速也完全可能在短期内重回较高水平。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背景

前面提到，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西方供给学派强调激励，建议大幅度削减税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得到了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的热烈拥护。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特别是阿瑟·拉弗甚至认为，高税率实际上可能会减少税收收入。“拉弗曲线”假说认为，高税率抑制了经济活动，从而缩减了税基。但是，西方整个政界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都对降低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的拉弗假说加以嘲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8年，当一系列税收的增加使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水平提高并开始产生预算盈余时，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终于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了一种近乎反面的教材。

但是，这种供给学派的主张却在今天中国沉渣泛起，一些学者不仅呼吁减税，而且要求降低社会保障费，甚至下调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由政府出面来压低工人的工资，把政府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这种减税降费的主张，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实行起来也必然会加大政府财政的困难，降低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和福利。西方供给学派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激励，税收体系降低累进性，在政府支出不变进而税收不变的情况下，就只能增加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对低收入者是一种负激励。显然，供给学派代表的是大资本的利益。由于它打击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不可能鼓励生产率和产出的增加，反而增加了大资产阶级的投机性。而在凯恩斯看来，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满足，而低收入者的大量需求由于没有足够的收入水平还远远没有满足，因此，供给学派的这种主张恰恰限制了总需求，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更何况，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如果减税能起到激励作用，那只会造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

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盲目地进行扩大内需，从需求侧着力，是因为注意到，“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特别是这些外溢的需求，有许多并不是国内不能生产的高端商品，而是国内完全能够生产的像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这样的普通日用品。事实上，格力电器在注意到这些问题后，就开发出了比国外同类产品更好的电饭煲。

如果说，扩大内需是在供给的产品不变的前提下，为这些产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供给的结构来满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费能力留在国内。当然，通过创新来提供新的产品也可能满足另外一些潜在的需求，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一）两个不能动摇

习总书记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这“两个不能动摇”是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坚持和重大发展。虽然“两个不能动摇”没有直接谈及非公有制经济，但它显然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只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还是鼓励和支持的。在这里，更主要的是，“两个不能动摇”强调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而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作用，深化了“两个毫不动摇”。

我们知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应当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只是一个作为客体的场所，在其中起作用的是法人，包括企业法人和自然法人。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由国有经济来起主导作用，这一点决不能动摇，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发生质变，就会沦落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存在重蹈前苏联灭党亡国陷入分裂的危险。

国内一些学者把“有恒产者有恒心”作为他们强调私有化产权、大力鼓吹私有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列宁指出，“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劳动使人团结。”这是因为，在私有制下，利益的冲突会引起强烈的竞争，每一个资本家都力图打压、排挤和消灭竞争对手。个别情况下的所谓双赢，也只是力量暂时处于均衡、不得不妥协的结果，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双赢的局面就会打破。因此私有制必然会引起分裂。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由此引起的。而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追求的也是私有制经济，并得到私有企业老板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尤其是不同民族的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是不可能在私有制企业里完成的。私有企业主为了更好地控制工人，防止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必然要想办法在工人中间制造矛盾和分裂；私有制企业内的剥削和压迫也容易在处于不同民族的老板和打工仔之间把个人恩怨发展成民族矛盾。显然，能够使不同民族劳动者大联合的只能是互帮互助的公有制经济。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特别是在民族自治区域，公有制主体地位决不能动摇。

另一方面，在现代企业规模远大于个体劳动者可以掌控的时代，即便是小型企业的私有制，也只是个别企业主有恒产，从而有恒心的也只是他们，而绝大多数劳动者由于没有资本，只能出卖劳动力，因而也就没有恒心了。在工人没有恒心的这种私有制企业里其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率自然难以乐观。马克思就曾提到，英国议会下院“食物搀假”调查委员会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这样的私有制企业也很难让人们对他们的产品有较大的信心和需求。而要让工人也有恒心，从而关心生产的发展，就只有实行公有产权制度，让劳动者也能够共享产权才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共享”这一发展理念。

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私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比国有企业低48%。在广东一些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成了那里普通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而提高私有企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则会大大提高这些私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使他们丧失以往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可以看出，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走压低工人收入水平的邪路，避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过剩危机，公有制经济必然是也必须是主力。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重完善生产关系”就体现在“两个不能动摇”上。如果有人认为，工人不高的生活水平，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困难，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那只不过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到了历史的尽头，在生产力水平相比《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无比巨大发展的情况下，都无法让人们过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了。

需要指出的是，产品的结构性调整一向是由企业而不是不生产产品的政府来完成的。但是，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我们经常看到，私有制经济大肆进行投机，甚至拿投机当创新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有公有制经济，才会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现在又与时俱进地加上生态环境需要），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把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显然，只有坚持“两个不能动摇”才能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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