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样例5]》

在全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样例5]

李培根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同志们：

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华中科技大学改革开放30周年。借此机会，我讲一讲我对改革开放30年来学校发展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我先声明一下。第一，不可能全面回顾。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几所学校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可以讲，我不是对这30年历史的全面回顾。第二，提及的人物只是代表中的代表。我在讲话过程中可能会提到某些同志。包括我们谈主要领导，有时候可能提到院长或校长，而书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不一定都一一说到，这一点要声明一下。第三，不讲学校下一步的发展战略和举措。因为这些在以前很多场合已经讲过。第四，主要讲我们的传统，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展望。第五，不当之处我个人负责。因为我讲的内容没有经过常委会开会讨论。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30年的开放之路，是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二是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讲启示；三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是对我们未来的展望；最后是结语，讲敢于竞争，善于转化。

一、三十年开放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是在2000年由三所学校合并而成，并校前三所学校的历史都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历史。这30年对于华中科技大学（包括并校前的几所学校）而言，是伟大的30年。在这里，我对2000年以前的历史分别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1、原华中工学院和华中理工大学

1978年我进入华中工学院读研究生，1981年留校任教。这段时间是九思同志主政时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了学校改革开放的气息。首先表现在延揽人才上。在这方面，九思同志的气魄是别具一格的。譬如说，当时有一些别的单位认为是麻烦的人，他却作为人才引进来。这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那时是不一般的。还有我们1981年留校，九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也让我至今难忘。我们是第一届硕士生，留校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我们提出申请，配偶的商调函就直接由人事处发出去了。在那个年月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原华中工学院应该是在工科院校中率先开始综合化的，九思同志很早就认识到综合化的重要性。大家知道，当时的华中工学院主要是一个工科学校，但是，九思在考察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几所学校之后，认识到单一的工科不适合大学今后的发展，所以他提出要走综合化的道路。显然，他这时就表现出了其开放的视野。随后，华中工学院在发展文科、理科等方面分别有了一些举措。今天看来，他实施的综合化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九思还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在当时也是开一代先河的，因为传统的中国大学，即使是那些一流大学，在此之前基本上也是以教学为主。可见，九思的眼光是很独到、很难得的。

在九思担任院长时期，包括后来黄树槐同志任校长期间，我们在学科整合方面也相继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激光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的激光后来能够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够拿到国家工程中心，这与他们当年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他们那时候在学科整合方面的气魄，我们的激光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黄树槐同志还提出“异军突起，出奇制胜”，这个口号直到今天都是非常适用的。今天，我们学校的发展同样需要考虑怎么异军突起，怎么出奇制胜。

在杨叔子先生任校长期间，他率先高举人文素质教育的大旗，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今天，在全中国高校里都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他的一些讲话长久地留在了我们记忆中，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文文化，不打自垮。”“我们的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等等。这些话说得何等深刻。所以，从那以后，历任校长都非常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很好地传承下来了。

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周济同志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并实行“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学研产三足鼎立”等办学方针，又使学校的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原同济医科大学

从八十年代开始，原同济医科大学的外事活动非常活跃，特别是与德国的联系。1984年10月12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和夫人率德国代表团一行43人到同济参观，这些外事活动的开展，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也作过努力，希望德国的总统或者总理能够访问武汉，访问我们学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努力还没有成功。

裘法祖院长提出“让医学归于大众”的理念，进一步强调医学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他全面推进全英语、全德语和双语教学，医学教育学分制，以及长学制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等教育模式改革；率先在我国发展了从动物试验到临床应用的器官移植技术、“多器官联合移植”等治疗手段，在当时居于亚洲领先乃至世界先进水平。

在吴在德教授任校长期间，1985年下学期，学校根据中央关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在管理体制方面：在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管理改革的初步方案》《扩大基层自主权实行方案》《基金管理试行条例》《财务管理办法》等。在教学方面：在有条件的系和专业，试行学年学分制；开辟第二课堂，成立课外科研小组，开展科研和学术活动；开展专业目录论证和开办七年制医学教育的准备工作等。在科研管理方面：设立校科研基金，资助重点项目，举办成果推广学习班和新技术培训班。这些措施的实施整体提升了同济医科大学的形象，奠定了其在全国医学界的地位。

3、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

在白明华、任周宇同志任院长期间，1992年新增研究生教育。随着国家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工作中也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教学、科研、生产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道路桥梁设计、市政工程设计等城市建设“一条龙”服务成为学校履行社会责任的一大特色。1998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

在丁烈云同志任院长期间，学校开展了办学思想的大讨论并形成共识，这就是紧跟时代步伐，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和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以本科教育为主，立足湖北，面向中南，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基本建设服务。师生员工坚信“小城市能做大文章”。

4、华中科技大学

2000年合校之后的情况大家比较熟悉。在这段时期，樊明武校长提出了“国际化”的办学方略，这也是开放的表现之一。樊明武还提出“凡事有章可循”，希望加强制度和管理规范方面的建设，做了一些很好的探索。这里，我就不详细去讲了。

二、历史告诉我们什么

华中科技大学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史，到底给我们哪些启示。

1、历史告诉我们，发展需要改革开放。

我们学校的历史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学校今天这样快、这样好的发展，也不会有华中科技大学今天的地位。

2、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党的领导。

就整个国家而言，这毫无疑问的。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扎实推进的，我们学校的改革开放也一样。党指引方向。不管是在哪个校长主政时期，我们的党委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党委的领导下，我们有集体的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做校长以来就有充分的体会，尤其是重大的问题，有党委的领导，有常委们的集体智慧，做校长的也会感到更有底气，我相信其他的校长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改革开放永远都不要忘记党的领导。

3、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内在理想。当年，还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九思就为华中工学院树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对外来讲，他把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华中工学院一个标杆；对内来讲，他希望华中工学院能赶上清华。也许同志们会说，直到今天，我们既没有赶上mit，也没有赶上清华大学。是的，确实如此。但是，我们的心目中有这个标杆和没有这个标杆是不一样的。赶mit也好，赶清华也好，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在几任校长手上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我们心目中有这么一个标杆，就有了一个内在的理想，那么，我们做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行事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活力也是不一样的。我在今年的暑期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这个问题。标杆非常重要，我们的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标杆，我们的院系也应该有相应的标杆。

内在理想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譬如说，杨叔子先生谈人文素质教育，这也是教育的一种内在理想。周济同志在做大学校长的时候，也有他的内在理想，就是大学怎么服务社会，我们怎么把华中科技大学办成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所以，我们谈改革开放，不能只追求某些数据。我希望同志们在思考未来的改革开放时，都能考虑到我们的内在理想。

4、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执著追求。

要做一件事，追求是不是执著，效果是很不一样的。九思同志当年办文科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华中工学院申请办中文系，教育部不批准，但九思很执著，他采取迂回前进的方法，先办了一个语言研究所。因为成立研究所不需要招生，所以就不需要教育部批准。于是就招来一批从事文科研究的教授，等到有一定实力后，再申请办中文系就水到渠成了。

还有黄树槐校长当年发展数控的例子。此前，国家在数控研发方面也有过相当的投入，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有人喻之为“三打祝家庄，屡战屡败”，很多人因此灰心丧气，认为数控没有什么搞头。但黄树槐很执著，他认为，发展数控是中国的重大战略需求，我们一定要搞。于是，在他的推动和坚持下，我们建立了数控中心，承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关于数控的重点课题。即使在数控中心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他依然没有丧失信心。后来在周济同志的带领下，我们的数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了。

周济与光谷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周济同志是“武汉•中国光谷”的首倡者之一，也是主要的推进者之一。当初，周济同志和罗清泉同志一起号召推进光谷的建设，湖北省有不少人，包括我们的一些高级领导，斥之为吹牛，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们非常执著，认为要搞，后来中国光谷不是起来了吗。今年早些时候，罗清泉书记在一个报告中讲到，“武汉•中国光谷”的产值，就是主要指标，比当初的规划仅仅晚了一年，而晚一年的原因是前几年国际市场的光纤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他们当时制定的目标完全可以如期实现。

因此，只要我们的干部有执著的追求，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

30年，弹指一挥间。未来，我们需要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执著的努力。同志们，为了我们心目中的那座高峰，那根标杆，去攀爬吧。我说过华中科技大学应该像喻园中的桂花一样，为了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大学百花园中的桂花，去耕耘吧。

再过30年，华中大要长久地让老百姓去品味，让学子去陶醉。

谢谢大家。